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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聞文本群的存在原因及表現形式

來源:今傳媒 | 作者:王雄偉 | 發表時間:13年08月16日| 查看評論: [0]

摘 要:新聞報道以文本群的形式出現是一種常見現象,在網絡媒體發達的今天,這一現象更為普遍。本文就其存在原因及其互動的表現形式進行分析,指出新聞媒體的性質、新聞報道的目的是主要原因,而同類主題文本間無意識互動和同類主題文本間有意識互動是其兩種主要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新聞文本群;原因;表現形式

新聞文本是新聞傳播主體創造的勞動成果,是新聞接受主體認知評價的對象,是傳、受主體在新聞傳播過程中進行交流、溝通和互動的中介。新聞文本既反映著傳播主體的傳播目的和傳播水平,也直接影響新聞接受主體的收受活動[1]。新聞與文學一樣,都存在文本群現象,它是指傳播主體從某一意圖出發而將內容相似相近的三篇以上的報道集中在某一時間段內傳播的新聞報道群體[2]。

一、新聞文本群存在的原因

新聞實務操作上的文本群現象更為明顯,新聞畢竟不同于文學,文學創作的個人化、非社會化、非組織化特點,注定它在這方面的松散性;而新聞事業的組織性、政府性、企業性等特色,特別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喉舌”性質,更是注定了文本群現象的大量存在。具體而言:

其一,新聞事業作為一個戰線而存在,在新聞報道上必然存在整體的領導以及相對統一的報道行為。新聞生產主要是一種話語實踐,一種話語安排形式。在這種語篇鏈的每一環節,事件被一再代碼化,因而它又體現了筆者、說者或機構的社會認知[3]。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權責范圍內決定話語的體裁、話題、內容和表達方式。如此一來,使得新聞報道內容的主題集中化且具有明確的指示性,從而導致大量文本群的產生。

其二,新聞事業作為階級輿論工具,在我國既是人民的耳口喉舌,也是黨和政府的耳口喉舌,其指導輿論和宣傳推廣的功能,需要文本間的群體互動。宣傳就是為了某一政治目的進行大規模大范圍長時間的報道,由此可見:首先,宣傳具有明確的主題,決定了同一文本群的大量出現;其次,“長時間、大規模”也說明需要大量同一宣傳主題下的大量文本積累,需要單文本與群文本的互動聯合,只有兩者互動才能形成力量。

其三,新聞單位的企業屬性,決定了它的報道不是天馬行空,而是要遵循新聞規律來組織報道,抓社會熱點、抓受眾興趣點,這也造成文本群的大量出現。

在新聞實務操作過程中,傳播者利用文本群這一報道手段的明確目的就是為了帶來其所期待的傳播效果,通過大量的文本群給受眾帶來視聽上的連環轟炸,從而使受眾對報道的內容產生相關反應(不外乎正效應、零效應、負效應這三種),這正是傳播者在新聞活動中大量運用這種報道手段的原因之一。

二、新聞文本群互動的表現形式

要達到傳播者需要的效果,文本之間需要組成文本群才能達到應有的聲勢。如2003年《南方都市報》報道的“孫志剛事件”,如果只是一個單文本的動態消息,肯定不會引起廣泛關注。又如重慶釘子戶、溫州動車事故報道等,都是文本的群體互動才形成疊加效應。正如學者陶喆在《<死亡日記>:一個媒介事件的構建和倫理分析》中指出:媒介事件是大眾媒介議程設置功能的集中體現。媒體能夠通過持續對某一問題的集中報道,使原來不出現在公眾視野之內的事件成為一時間社會關注的焦點[4]。這是對文本群傳播力的形象說明。

新聞文本中,單文本形成的群體互動的表現形式有兩種,一是單文本之間在采編過程中是無意識的各自獨立,但在表現結果上,由于內容或主題上的相近性在無形中又會形成一個主題,或給受眾一個整體上的印象或觀點,這就是單文本之間形成的群體互動;二是大量有組織的文本之間形成的文本群,他們之間的各個文本與群體之間形成互動。

新聞文本間形成整合效應的主要表現形式有:

(一)同類主題文本間無意識的互動

這一類報道中,雖然每一文本是單一的,也不存在連續報道、系列報道之嫌。但同一主題新聞文本的無意識大量出現,就形成了人們對某一現象或事件的整體看法。德國《明鏡》周刊的中國鏡像為“經濟上繁榮開放,但政治上保守專制,民主得不到發展,軍事上野心勃勃的民族主義國家,而且腐敗、失業、貧富差距過大等社會問題,這個21世紀最有希望的國家正處于巨大的潛在危機中。[5]” 這一鏡像的得來,就是西方媒體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中國的負面問題,當此類新聞出現的頻率增多,同一主題新聞文本的大量積累,自然給西方受眾這一鏡像。

再比如,在媒體大量報道了東莞的搶劫殺戮的負面新聞后,人們一談到東莞,第一反應是治安差的印象;談到中東,認為此乃是非之地,為何有此刻板印象,在于報道該地區的新聞大多為暴亂、沖突事件,這類報道無形中就形成了大量主題類似的文本群。這些零散的大量報道,卻反映的是同一主題下的事實,從而形成了文本間的互動,導致了人的無意識的集體非理性,把假象與錯覺當成真實,把局部問題當成整體現實,這種文本組成群體糾集在一起就造成了超文本的效應。

在新聞報道中,單文本形成的群體互動效果也是經常出現的一種表現形式。回顧世界新聞史,如黃色新聞的興起,就是這類單文本形成群體互動效果的典型表現,在廉價報紙誕生之初,為迎合大眾趣味,形成大量的以犯罪、性、暴力為主要內容的新聞文本,當這些文本大量出現時,就會形成主題類似的文本群,從而拉開了黃色新聞的序幕。

(二)同類主題文本間有意識的互動

從微觀的報道手段上講,組合式報道、系列報道、連續報道等,就屬于同類新聞文本間有意識的群體互動,這種編輯手段以及報道技巧構成了大量的文本群,這種新聞文本群之間的有意識互動,形成了強大聲勢,從而達到超文本效應。

1.組合報道。組合報道是將關于某一新聞事件的各個側面的報道及素材組合在一起,從方方面面對新聞進行透視的一種報道方式[6]。也有學者把組合報道定義為:圍繞同一主題(或事件)將不同地點、單位和不同內容的新聞編排組合在一起,形成宣傳上的一種強勢,使讀者從若干新聞事實的聯系、對比或隱喻中,得到超越于零星新聞事實的啟示和教益[7]。

組合報道通過把類似的單文本組合在一起,形成文本群的互動。在組合方式上,可以把相關的消息、評論、圖片、背景資料等編排在一起,形成一個全方位的文本群,對受眾造成視覺上的沖擊力,以達到對某一事件或人物有全面的認識,從而展現傳者的傳播意圖[7]。例如2013年3月3日《南方日報》報道的救人英雄鄭益龍,當天共有7篇相關報道見報(如《妻子眼中“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好人”》、《救人英雄鄭益龍還沒找到》、《英雄救人視頻震撼網友》、《廣州市領導看望鄭益龍家屬》等),體裁有通訊、消息、對話、圖片等,通過傳者有意識的組合和編輯,將鄭益龍的感人事跡、親友的悲痛、領導的關懷和讀者的關注逐一呈現出來,使受眾對鄭益龍這一英雄人物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近年來,報業競爭趨勢日益激烈,在重大事件的告知上如何以全方位的信息提供來滿足受眾就成了競爭的一項重要內容,組合報道作為一種新聞報道方式,其全方位、立體化、多角度反映新聞事實的優勢,深受受眾認可。而受眾對新聞的注意與興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傳播者如何進行議程設置,把各種新聞文本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文本群,受眾就會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事件或新聞主題,自然就會因文本群的視覺沖擊力而注意相關的新聞報道。

2.連續報道、系列報道。新聞文本間的互動也大量體現在連續報道、系列報道中。連續報道就是在一定時期內對某一發展中的新聞事件,進行持續報道的一種報道形式;系列報道則是以某一新聞主題為綱,對某一新聞事實進行全方位解讀的連載性報道。如由中宣部發起,各新聞單位開展的“走轉改”報道均屬前者,對重慶釘子戶及溫州動車事故的報道均屬后者。上述報道都是為了形成一定的輿論宣傳影響或新聞事實影響而進行的,目的就是依靠文本群的集中力量對讀者達到一種認識上的沖擊或以此引起社會對某一事件、現象的關注。一般說來,這種形式的文本群之間的互動往往能達到既定目的,例如對重慶釘子戶的連續報道引起了廣泛關注,更讓學界開展了“物權法”大討論,而對溫州動車事故的連續報道,則引發了我國對高鐵發展政策的重新審視。

在我國的典型宣傳上,更是大量運用這種報道形式。如對典型人物的報道,往往是從上到下,全方位、集中時段地進行廣泛宣傳,形成各種各樣的文本群。這種鋪天蓋地的文本群轟炸,要么使宣傳的典型深入人心,要么過猶不及,造成受眾的對抗式解讀或麻木性的視而不見。

3.媒體聯合互動報道。整體大于部分之和,這一哲學原理同樣適用于新聞文本群的互動關系中,分散的文本在影響力上遠不如文本群帶來的強力效應。新聞的文本群不僅存在于同一家同一類媒體的報道之中,有時同一新聞事件的文本群會存在于不同類型的媒體之中,即電視、廣播、報紙和網絡四大媒介同時對某一事件進行報道,這時所涉及的新聞事件最能引起受眾關注。

因為在大眾媒介系統之中,每一個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這種功能是那種媒介在整個大系統之外作為獨立因素時所固有的,可稱為“元功能”,當各種媒介疊加起來所產生的功能便是所謂“加功能”,當各種媒介作為子系統按照一定的次序組成一個有機體時,其產生的功能就是所謂的“構功能”,這里所謂的“構功能”,就是整體的功能[8]。當不同媒介在新聞報道上能有機配合時,就會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強大威力。“媒介雜交釋放出的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裂變要釋放巨大的核能一樣。[9]”正是因為新聞媒介聯合互動能形成強大的輿論聲勢,所以,我國非常注重必要時媒體之間對某一新聞事件或宣傳主題的報道配合。

新聞文本群互動所能產生的巨大力量,帶來了新聞報道中從業者對文本間互動帶來的超文本效應的重視。但應注意的是,在利用這一文本群的功能之時要防止物極必反的做法,其主要體現就是對有悖于新聞事實,且本不應該大力報道的東西進行大肆炒作,走向低俗化的誤區。

參考文獻:

[1] 孫發友.新聞文本與文化生態——媒介話語的框架性解讀[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楊保軍.新聞文本的個性特征[J].當代傳播,2004(2).

[3] 李彬.符號透視,傳播內容的本體詮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4] 陶喆.《死亡日記》:一個媒介事件的構建和倫理分析[J].現代傳播,2001(2).

[5] 張征,馮靜.《明鏡》周刊之“鏡中中國”解析[J].國際新聞界,2005(2).

[6] 杜駿飛,胡翼青.深度報道原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

[7] 于泳.組合報道——現代平面媒體深度報道的另一種嘗試[J].新聞戰線,2005(9).

[8] 張昆.大眾媒介的政治社會化功能[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9] 麥克盧漢等編.何道寬譯.麥克盧漢精粹[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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